世人常叹范曾之“怪”：画坛骂他“画匠”，说他笔墨程式化，千篇一律；文坛骂他“伪士”，说他国学是“文化口红”，自我标榜；旧时友朋更骂他人品有亏，指责其落井下石。
然而，骂声越响，他的地位似乎越稳。他非但未被“千夫所指”，反而在87岁高龄上演“老来得子、逐出前妻”的大戏，依旧能稳坐画坛高位，将商业帝国全权托付新欢。
何以至此？若你只盯着他个人看，便永远看不透。唯有将目光投向他身后的那个“圈子”，才能窥见真相：范曾从未独自“作恶”，他只是那个潜规则盛行的江湖中，最敢于将底裤穿在外面的那一个。
一、利益的“共业”：无人是孤岛
说他“恶”，但在这个圈子里，“恶”往往意味着“资源”。
范曾深谙此道。他不仅是画家，更是“名利场的结构工程师”。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上有体制内的高位与官方背书，中有拍卖行与资本大鳄的推波助澜，下有无数画商与媒体的摇旗呐喊。
在这个体系里，道德是失效的货币，利益才是硬通货。
- 只要他的画能拍出天价，拍卖行就有佣金可拿；
- 只要他头顶“大师”光环，媒体就有流量可赚；
- 只要他占据山头，门生弟子就有“出身”可依。
这就形成了“同恶相容”。 并非圈内人不知他有瑕疵，而是“一损俱损”的恐惧压倒了“嫉恶如仇”的正义。批评范曾，某种程度上就是质疑整个艺术市场的定价逻辑。既然大家都坐在同一艘名为“名利”的船上，谁又愿意先动手凿沉它呢？
二、审丑的狂欢：互为镜像的“名”与“骂”
更吊诡的是，范曾与这个圈子的关系，不仅是利益的捆绑，更是精神气质的“互文”。
范曾爱自夸，动辄“坐四望五”（指大师与巨匠之间），甚至自诩五百年出一位的巨匠。世人笑其狂，但这“狂”恰恰迎合了圈内某种隐秘的虚荣——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玩着“吹捧与被吹捧”的游戏。
艺术圈的很多“研讨会”，早已沦为“吹牛会”。在这种环境下，范曾的自我营销显得如此“真诚”且“专业”。他把圈子内潜藏的欲望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成了这个圈子的“替罪羊”，也成了这个圈子的“代言人”。
正如郭庆祥曾批评范曾的“流水线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亵渎，但在市场上却是高效的“工业化生产”。当整个市场都在为“符号”和“名气”买单，而非为“灵感”与“灵魂”买单时，范曾的“恶”——即将艺术彻底异化为商品——恰恰是这个市场运行逻辑的极致体现。
️ 三、结构的庇护：在“庙”里跳舞
范曾的“不倒”，本质上是因为这个“庙”需要他这样的“神像”。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早年去巴黎碰壁又折返，范曾都证明了一点：只要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资源调动能力，艺术水准甚至人格缺陷都可以被“降维”处理。
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与传统艺术市场交织的怪圈里，范曾成为了一种“硬通货”。他的字画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可以抵押、流通、洗钱甚至作为家族权力交接筹码的特殊资产。
当20亿的资产可以通过婚姻和继承权在家族内部流转，当断绝父女关系的声明可以成为商业排他性的法律文书，我们才发现，范曾早已跳出了“画家”的狭隘身份，成为了一个精明的“资本操盘手”。
结语：谁在供养“巨匠”？
范曾的“恶”之所以没有让他倒下，是因为我们（包括这个圈子）共同构建的土壤，本就适合这种“恶之花”生长。
我们一边痛骂市场的浮躁，一边追逐着天价拍卖的新闻；我们一边鄙夷人情社会的陋习，一边在办事时寻找着“关系”；艺术圈一边嘲讽范曾的“俗”，一边模仿着他运作名利的手段。
范曾没倒，是因为他就是这面“照妖镜”。 只要圈子里依然盛行“看图识字”而非“看图识心”的审美，只要利益输送的暗道依然四通八达，那么范曾倒下了，还会有“李曾”、“王曾”站起来。
他不是怪物，他是这个圈子“集体无意识”下的必然产物。只要那个巨大的、沉默的、基于利益的“同谋”结构还在，他就永远不会孤单，也永远不会真正“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