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望21世纪20年代由大语言模型（LLM）引发的“AI味儿”语言现象——即表达趋同、修辞泛滥、情感稀释、结构模板化——其实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孤例。历史上至少有三个可类比的“语言风格危机”时期，它们虽技术背景不同，但都因媒介变革、教育普及或权力规训，导致语言出现“标准化—失真—反思”的循环。
一、18世纪欧洲：启蒙理性主义与“沙龙文体”的泛滥
背景：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清晰、普遍性，强调语言应服务于逻辑与公共讨论。法国沙龙文化、英国期刊文学兴起，催生了一种高度修饰、平衡对称、充满格言警句的“优雅文体”。
“AI味儿”的前身？
- 句式工整，善用三段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要求自由；故自由乃天赋人权”）；
- 大量使用抽象概念（“自然”“人性”“进步”），却回避具体经验；
- 情感被理性过滤，个人声音被“普遍理性”覆盖。
反思与反弹：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痛斥这种“矫饰语言”掩盖了真实情感；浪漫主义运动（如华兹华斯）则主张“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呼吁回归朴素、个体、甚至粗粝的语言。这恰似今日对“AI味儿”的批判——反对用形式完美掩盖思想空洞。
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官僚文书与“公文腔”的扩张
背景：
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行政体系扩张，政府公文、法律文本、商业信函大量标准化。打字机、电报等新技术也要求语言简洁、无歧义、可复制。
语言特征：
- 被动语态泛滥（“决定已被作出”而非“我们决定”）；
- 名词化严重（“进行协商”代替“谈一谈”）；
- 情感完全剔除，追求“客观中立”。
批判声音：
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政治与英语》中尖锐指出：“模糊的语言是腐败思想的温床。”他列举的“垂死隐喻”“无意义词汇”“pretentious diction（装腔作势的措辞）”几乎可直接套用于今日AI文本。他提倡“清晰、诚实、具象”的写作，正是对“公文腔”的反抗——而今天，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
三、20世纪50–80年代：苏联与东欧的“宣传话语”体制化
背景：
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语言被系统性地工具化。官方媒体、教科书、演讲稿形成一套固定词汇库和句式模板（如“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历史性胜利”）。
语言特征：
- 高度重复的套话（“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
- 情感被集体化（个人喜怒必须升华为“阶级感情”）；
- 个体经验被宏大叙事吞没。
抵抗方式：
东欧作家如哈维尔、昆德拉通过“日常语言”“私人日记”“荒诞反讽”来打破宣传话语的垄断。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即用未经审查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说话。这与今天人们刻意保留“口语化”“方言”“情绪波动”以对抗AI模板，逻辑惊人一致。
四、共通的历史逻辑：标准化 vs. 主体性
这些历史时段与今日AI语言危机的深层共鸣在于：
| 维度 | 历史案例 | 当代AI现象 |
|---|---|---|
| 驱动力 | 启蒙理性 / 国家治理 / 意识形态 / 算法优化 | 数据驱动 + 安全对齐 + 用户偏好建模 |
| 语言后果 | 修辞泛滥 / 公文腔 / 宣传套话 | AI味儿（结构模板+抽象修辞+情感稀释） |
| 核心焦虑 | “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吗？” | “我的表达是否只是算法的回声？” |
| 抵抗策略 | 浪漫主义 / 清晰写作 / 生活在真实中 | 保留口误 / 使用方言 / 故意“写得不好” |
结语：每一次语言危机，都是人的再确认
历史告诉我们：当语言变得“太好”“太正确”“太流畅”时，往往意味着人的缺席。无论是18世纪的沙龙客、20世纪的官僚，还是21世纪的AI用户，都在面对同一个命题：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存在证明。
今天的“AI味儿”之所以令人不安，并非因为它低劣，而是因为它过于完美地模仿了人类，却抽走了那个会犹豫、会犯错、会为一片落叶流泪的灵魂。
而人类每一次从语言标准化中突围，都不是为了退回原始，而是为了在新的媒介时代，重新夺回“说人话”的权利——这或许就是文明最坚韧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