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了一下自己的博客，之前写过两篇，但真的很久了，2011年底来到北京之后开始打北京的12345,大概到2022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十年间累计找了一百次12345。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在2016年认识了一位人大代表，她能见到当时的市委书记蔡蔡，问我有什么话想跟蔡蔡说，我说12345打是打了，有的解决了，有的没解决，没有回复，应该统一有个回应。后来有消息回来说是这个话送到了，蔡蔡说让一位分管的副市长来办这个事儿，后来没多久北京的12345就升级了，层层转发，有问必复。
但这个事儿后来发展到让基层有点痛苦的阶段，比如卢沟桥的校长每次开家长会就吐槽家长不要去12345投诉，有什么话直接跟校长说，否则他除了解决问题，每次都要跟12345做很多汇报，浪费时间。
最近“熵”这个概念从我上学时认识的信息熵，扩展到了政治熵，看到好几个视频讲这个事儿，12345的流程规范化是一种熵增，初期的执行造成了社会上的秩序熵减，但是到了后期，这个规则有些被滥用了，因为他一定要有个回复，有些人就那这个来搞DDOS攻击，确实给一些部门造成困扰。
但是我想，程序不能一成不变，该优化就继续优化，比如12345汇总的事件，虽然做到了有求必应，有案必复，但并不公开透明，所以相同的问题可能不止一个人去报，报了人也不知道平行的情况，没有统计，没有协同。这一步很难走。
只所以要把12345隔离在一个个体诉求解决的层面，而不是能够涵盖公共诉求，这个局限就很明显了。所以，12345就是12345,不是67890，但这不代表没有67890应该处理的事情，那些事情一直被压着，就是隐形的熵，这个熵的积蓄比12345面对的熵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