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望21世纪20年代由大语言模型(LLM)引发的“AI味儿”语言现象——即表达趋同、修辞泛滥、情感稀释、结构模板化——其实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孤例。历史上至少有三个可类比的“语言风格危机”时期,它们虽技术背景不同,但都因媒介变革、教育普及或权力规训,导致语言出现“标准化—失真—反思”的循环。
一、18世纪欧洲:启蒙理性主义与“沙龙文体”的泛滥
背景: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清晰、普遍性,强调语言应服务于逻辑与公共讨论。法国沙龙文化、英国期刊文学兴起,催生了一种高度修饰、平衡对称、充满格言警句的“优雅文体”。
“AI味儿”的前身?
- 句式工整,善用三段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要求自由;故自由乃天赋人权”);
- 大量使用抽象概念(“自然”“人性”“进步”),却回避具体经验;
- 情感被理性过滤,个人声音被“普遍理性”覆盖。
反思与反弹: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痛斥这种“矫饰语言”掩盖了真实情感;浪漫主义运动(如华兹华斯)则主张“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呼吁回归朴素、个体、甚至粗粝的语言。这恰似今日对“AI味儿”的批判——反对用形式完美掩盖思想空洞。
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官僚文书与“公文腔”的扩张
背景:
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行政体系扩张,政府公文、法律文本、商业信函大量标准化。打字机、电报等新技术也要求语言简洁、无歧义、可复制。
语言特征:
- 被动语态泛滥(“决定已被作出”而非“我们决定”);
- 名词化严重(“进行协商”代替“谈一谈”);
- 情感完全剔除,追求“客观中立”。
批判声音:
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政治与英语》中尖锐指出:“模糊的语言是腐败思想的温床。”他列举的“垂死隐喻”“无意义词汇”“pretentious diction(装腔作势的措辞)”几乎可直接套用于今日AI文本。他提倡“清晰、诚实、具象”的写作,正是对“公文腔”的反抗——而今天,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
三、20世纪50–80年代:苏联与东欧的“宣传话语”体制化
背景:
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语言被系统性地工具化。官方媒体、教科书、演讲稿形成一套固定词汇库和句式模板(如“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历史性胜利”)。
语言特征:
- 高度重复的套话(“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
- 情感被集体化(个人喜怒必须升华为“阶级感情”);
- 个体经验被宏大叙事吞没。
抵抗方式:
东欧作家如哈维尔、昆德拉通过“日常语言”“私人日记”“荒诞反讽”来打破宣传话语的垄断。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即用未经审查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说话。这与今天人们刻意保留“口语化”“方言”“情绪波动”以对抗AI模板,逻辑惊人一致。
四、共通的历史逻辑:标准化 vs. 主体性
这些历史时段与今日AI语言危机的深层共鸣在于:
| 维度 | 历史案例 | 当代AI现象 |
|---|---|---|
| 驱动力 | 启蒙理性 / 国家治理 / 意识形态 / 算法优化 | 数据驱动 + 安全对齐 + 用户偏好建模 |
| 语言后果 | 修辞泛滥 / 公文腔 / 宣传套话 | AI味儿(结构模板+抽象修辞+情感稀释) |
| 核心焦虑 | “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吗?” | “我的表达是否只是算法的回声?” |
| 抵抗策略 | 浪漫主义 / 清晰写作 / 生活在真实中 | 保留口误 / 使用方言 / 故意“写得不好” |
结语:每一次语言危机,都是人的再确认
历史告诉我们:当语言变得“太好”“太正确”“太流畅”时,往往意味着人的缺席。无论是18世纪的沙龙客、20世纪的官僚,还是21世纪的AI用户,都在面对同一个命题: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存在证明。
今天的“AI味儿”之所以令人不安,并非因为它低劣,而是因为它过于完美地模仿了人类,却抽走了那个会犹豫、会犯错、会为一片落叶流泪的灵魂。
而人类每一次从语言标准化中突围,都不是为了退回原始,而是为了在新的媒介时代,重新夺回“说人话”的权利——这或许就是文明最坚韧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