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20年11月27日

工业革命的成果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范围，促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师姐世界大战。

信息化的发展让大人物以为获得了新的战力，并将以此作为战争角力的核心。

以造谣和辟谣为基本战争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战争只是一种激烈的促销方式，一战和二战卖的是生存，三战卖的主要是幸福。人类还是在向更高阶发展。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搭便车问题是一种发生在公共财产上的问题。是指经济中某个体消费的资源超出他的公允份额，或承担的生产成本少于他应承担的公允份额。指一些人需要某种公共财产，但事先宣称自己并无需要，在别人付出代价去取得后，他们就可不劳而获的享受成果。是常指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品的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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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谣言像一个大洪水创造了激流，小谣言就像漂在水里的烂木头，搭上了大谣言的便车。

有了大谣言，就会激发很多的小谣言制造者来搭便车。

那么小谣言减损了大谣言吗？大概是的，小谣言为市场激活了更多的小辟谣者，小辟谣者逐渐成长，就对大谣言动了心思，加入大辟谣者的行列。

之前的舆情研究中，总是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个谣言往往传播很广，从数据上来看，辟谣的消息反而弱势，似乎辟谣比造谣更难。

这个难要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就要比较造谣和辟谣的成本，而不是简单地忽视造谣的成本。

谣言和辟谣都是一种信息，信息在传播时是不是可以归纳出一种叫做信息传播动力学的理论出来。我查了一下，还真有这个理论，似乎已经到了可以建模的水平了。

那么造谣和辟谣就都包括创制信息和传播信息两个阶段的成本，当然两种行为之间可能也会产生交叉迭代的影响，咱就不展开了。

造谣和辟谣除了都有成本，还应该都有效益。减除成本，还可以算出净利润。当然，这都是相对两种行为的主动行使者而言。

按说，造谣和辟谣的净效益应该是动态平衡的，有人靠造谣吃饭，有人靠辟谣吃饭，但总的来说，大家都有饭吃，只是吃的饭档次不同。

造谣和辟谣假定也符合市场规律，稀缺的净利润高，那么当谣言相对较少的时候，造谣者就可以获得更多净利润，谣言多了，当辟谣稀缺的时候，辟谣者就可以获得更多净利润。

当辟谣越来越多，谣言相对少了，造谣者就可以获得较高净利润。

造谣和辟谣都是一门生意，消费者是大众，生产者是精英。

花自己的钱造谣/辟谣的是平民，花大众的钱造谣/辟谣的是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