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高等教育中，课堂礼仪（尤其是上课前全体起立、齐声喊“老师好”、下课起立说“谢谢老师”这种集体仪式）曾经是校园日常的一部分，如今却已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复古风景”。这种变化反映了台湾社会从威权时代走向民主化、从尊师重道绝对化到师生平等的深刻转型。下面我们来系统梳理一下它的历史与现状。历史演变：四个主要阶段台湾大学课堂礼仪深受政治、教育制度与社会氛围影响，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 日治后期至光复前（约1930s–1945）
课堂仪式高度军事化，受日本《教育敕语》影响。学生每天需向“奉安殿”（放置天皇照片与敕语处）鞠躬、升旗、唱歌，上课前起立喊敬礼或日式问候。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前身）也严格执行，强调绝对服从教师与国家。 - 光复初期至戒严中期（1945–1980年代中期）
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将日式仪式“换皮”为中华民国式：上课前起立＋“老师好”＋老师回“请坐”，下课起立＋“谢谢老师”。
这套仪式被视为“尊师重道”与“民族精神教育”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大学（包括台大、师大等）普遍执行，尤其通识课、军训课、文法商学院更严格。许多50–70岁世代对此记忆深刻，既有怀念，也有对威权氛围的反感。 - 解严后快速衰退（1987–2000年代初）
1987年解严与1990年野百合学运成为最大转折点。学生运动后，大学自治、师生平等、反威权思潮急速上升。
1990年代后期起，大部分课堂改为老师进教室直接说“上课”，学生坐着继续聊天或准备笔记。仪式快速消失，只剩少数老教授、军训课或宗教背景大学（如辅仁、慈济部分课程）偶尔保留。 - 当代现状（2010年代至今，2026年）
如今，99%以上的台湾大学课堂都不会起立问好。
台大、政大、清大、成大等顶尖大学，常态是老师进来→学生低头滑手机/聊天→老师自己开始讲课。下课铃响，老师说“下课”或“谢谢大家”，学生鼓掌（或不鼓）就走。
少数还会保留的场合包括：- 军训课（有教官）
- 极个别老派教授（尤其是70岁以上、文史哲、法律、音韵学等领域）
- 某些新生必修通识课第一堂（老师要求一次，之后就“解放”）
- 部分私立或宗教背景大学偶尔出现
为什么会从“普遍”变成“罕见”？
- 政治因素：戒严时期强调服从与等级，解严后民主化让师生关系趋向平等。
- 世代更替：大学扩招、学生自主意识增强，西方化课堂文化（discussion、互动式教学）取代仪式感。
- 课程性质：传统古典科目（如声韵学）更易保留仪式，帮助学生“入戏”；现代理工、通识课则偏向轻松、平等氛围。
- 个别教授坚持：如竺家宁教授（音韵学大师，1946年生）的“声韵学之旅”课堂，至今保留起立问好、下课致谢的传统。这在当代已是“稀有物种”，许多学生反而觉得温暖怀旧、庄重专注，视之为难得的“时光隧道”体验。
总结：仪式感的消失与新生台湾大学课堂的“起立＋老师好＋谢谢老师”仪式，是戒严时期威权教育文化的最后遗迹。解严后30多年，它已几乎完全消失，现在属于“听起来很复古、实际已绝迹”的怀旧项目。但这不代表“尊师重道”完全不见踪影——它只是从外在形式转向内在尊重：学生更注重老师的学术专业与人格魅力，老师也更注重平等对话与启发思考。在少数像竺家宁教授这样的课堂里，传统仪式反而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遗产”，提醒大家学问值得敬重、师生间仍有相互尊重的美好。如果你在2020年代的台湾大学校园，偶尔遇到全班突然起立喊“老师好”，那几乎可以确定：遇到了活在过去、却学术功力极强的“最后一位老兵教授”——值得好好珍惜这份难得的庄重与温暖！